转贷基金解决小微融资“痛点”需宏观视野和包容性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任务时指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于如何把“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一政策要求科学有效地落到实处，《金融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

黄志凌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他近期对一些地区的小微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在调研与座谈中发现，随着支持小微企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以及力度不断加大，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老问题有了新变化，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老问题久拖不决的深刻根源。因此，他认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痛点”不能就事论事，需要宏观视野和包容性政策。基于深刻理解的思维来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有助于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更好地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小微企业在改善经营环境方面

有新的关切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小微企业在经营环境方面有哪些新的问题？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

黄志凌：为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简政、减税、减费等改革力度，尤其是各地方政府不断出台简政放权措施，提升政务效率，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整体上改观明显。然而在座谈中，部分企业家反映，当前还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非行政审批、非税费”的经营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一是小微企业日常经营中普遍面临来自上下游大企业等强势交易对手的无形挤压。在与许多小微企业主的接触当中，我感到小微企业之所以经常成为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不仅是因为对于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变化的承受能力有限，更现实的还是一些来自经营链条上下游大型企业的“不公平利益压榨”，被大企业、地方政府拖欠账款的现象也不少见。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信息表明，仅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短短4个月时间，各地清偿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对小微企业的账款就超过2600亿元。因此，除了进一步加大行政督察力度，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拖欠的小微企业账款以外，还应该在更高层面上通过立法、考核、社会舆论等手段，引导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科学合理定价，及时足额支付，主动支持小微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形成大中小企业共生共荣的良好经济生态。

二是小微企业交易对手选择偏好政府与国企，实是无奈之举。调研发现，尽管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也存在拖欠账款的现象，但大部分小微企业表示还是更愿意与之合作。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可能“跑路”，而且处于社会舆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强监管状态，虽然付款周期长，但违约赖账的概率相对较低；即使出现违约，违约损失也相对较小。对此，既要在法律上加大对于类似“跑路”等恶劣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也要形成社会共识的道德环境，还要加快建设企业及个人征信数据库，降低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程度，约束各经济主体信用行为，使企业间交易更加互信高效。

三是商业票据管理制度需要与时俱进加以优化。譬如，有些大企业在应付账款到期后又通过承兑汇票拉长了小微企业的回款账期，而小微企业因资金周转需要被迫贴现融资时，不仅触发了融资难、融资贵的老问题，现行的制度规定导致票据贴现融资作业中银企双方都难的两难结局。近年来，关于取消承兑汇票的呼声时常出现，这种提议虽然违反常识，但也确实反映了优化商业票据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金融时报》记者：随着国家大力推动实施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融资贵较几年前有了明显缓解。但是，小微企业主们还是感到融资贵问题客观存在。您认为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有什么表现变化？是什么原因？应采取什么样的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

黄志凌：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小微企业融资贵的主要症结已从银行体系转移到银行以外。在走访企业时，许多企业家认为，目前所谓的融资贵不是银行贷款利率高，而是银行以外的因素推高了融资成本。

一是新型中介服务收费贵。由于金融创新普及和宣传不够等原因，许多小微企业对银行贷款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对办理贷款“望而生畏”。市场上一类新的信贷服务中介利用企业这种畏难情绪，帮助企业在各家银行间选择适合企业情况的信贷产品，指导企业准备申贷材料，并按照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一般不低于3%）收取服务费，加重了小微企业融资负担。对这类中介机构，应加强监督管理和规范引导，通过监管性约束和惩戒，规范服务收费标准，杜绝乱收费、高收费。当然，更高效地降低融资成本、缩短融资链条的关键还是在于普及金融知识，让银行和金融更透明、更亲民。

二是“过桥贷款”引发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由于企业在银行取得的贷款是有期限的，而有些制度规定贷款到期之后必须先还清原有借款才能再次申请新的贷款。于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发放高息的过桥贷款。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小微企业转贷困难和过桥贷款高成本问题，建立了转贷基金，提供利率相对较低的过桥资金支持，不失为一种通过市场化方法解决问题的有益尝试。但在具体操作中，有的地方政府因为担心转贷基金损失导致行政问责，对小微企业设立了较高的基金申请门槛，实际上能够得到支持的企业数量极为有限。因此，怎样破解过桥贷款问题，应该成为完善监管改革重要而现实的课题。

《金融时报》记者：对广大小微企业而言，融资难和融资贵是经常被结伴提起的一对问题。您在调研中有没有发现当下解决融资贵与解决融资难，哪个更为迫切？有什么好办法加以解决？

黄志凌：在调研中企业家普遍反映，这几年融资贵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尤其是从国有大型银行得到的贷款利率已经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就民营和小微企业当前经营情况而言，解决融资难比融资贵更为突出和迫切。

小微企业融资难，难在“信用贷款难”“抵押贷款也难”。在传统的信贷管理体系外形成适用于小微企业的新模式，是破解融资难、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所在。

第一，回归经营信用的本质。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企业，银行贷款的安全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即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抵押物只能作为信用补充，应当将其定位为对借款人信贷行为的约束，而不是狭隘理解的第二还款来源。过分要求小微企业经营贷款必须有抵押，尤其是部分银行偏好住房作为抵押品，不仅加剧住房市场偏离“居住”属性，也不利于改善融资难困境，甚至有悖于银行正常的经营逻辑，不利于提升银行的经营能力，久而久之可能会使银行退化成“典当行”。

第二，从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信用评级转向以交易记录大数据分析为核心的履约能力判断。从理论上分析，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天然缺陷，银行很难透过现有财务数据来准确判断还款履约能力；从实践中观察，小微企业的商业信用直接体现在实际商业交易行为中，因而通过大数据技术，挖掘分析企业的订单、货运、纳税等时效性更强、质量和敏感度更高的交易数据，较好地解决了财务报表数据不真实、披露信息不充分的问题，能更加准确地判断偿债意愿，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提供了可靠性强的解决方案。当然，大数据的使用必然要求银行同步改造信贷业务流程和生产系统，更多地通过线上系统化、数字化作业，有效提高贷款审批与发放效率，破解融资困难。

第三，基于小微企业所处生态圈科学评判小微企业的偿债意愿。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小，在企业偿付能力基本能够满足的前提下，企业主的偿债意愿就变得十分关键。从实践中观察，业界领先实践主要基于非财务信息，从小微企业所处的生态圈入手进行考察。例如，很多小微企业是大型核心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或下游经销商，可以通过核心企业了解其商业信用。再如，许多小微企业是各类商会协会的成员，可以通过其他会员了解该企业的信用口碑。企业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也能够成为其信用意识的佐证。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有观点认为，在同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大银行对中小银行产生了“挤出效应”；小银行应当复制大银行的普惠金融业务模式。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观点？

黄志凌：对于业内的这种关切，其实可以围绕其中“挤出”等几个关键词，进一步剖析，明辨实质。那就是，优质小微企业是否已经被充分挖掘、服务，金融普惠的目标是不是已经实现？贷款定价是不是吸引客户的唯一法宝？大银行的经营模式和客户定位在多大程度上与小银行产生了重合？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当前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应该关注的重点。

首先，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度离“普惠”还有不小的差距，市场空间之大远远谈不上“掐尖”或“挤出”。目前，有贷款的小微企业数量为660万户，占正常经营的小微企业的25%左右；有贷款的个体工商户为1200万户，占个体工商户的16%左右。因此，当前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远远小于需求，可观的市场空间完全能够容纳足够多的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化发展，讨论大小银行过度竞争还为时尚早。

其次，贷款价格并不是影响小微企业融资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就我对小微企业的实地调研来看，相比融资贵，融资难对小微企业的影响更为突出和迫切。贷款流程简便、资金到账快、对抵质押物/财务报表要求少等都是小微企业选择银行时重点考虑的因素，甚至很多时候，贷款利率高一点低一点关系并不大。因此，“客户搬家”实际上涉及银行金融服务的效率、便利性、可得性等一系列与信贷机制、流程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单纯认为“价格决定一切”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小银行在服务进一步下沉后有着大银行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双方的优势领域存在明显差异，客户重合度并不高。小微企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服务模式。小银行不能简单模仿大银行的业务模式，其实也无法模仿，而大银行也不必模仿小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小银行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局限，必须充分认识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独特优势，避免用自己的局限比拼别人的优势。

而一些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金融机构从管理层到员工可能都是本地居民，与当地客户就是邻里关系。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小银行在软信息搜集和处理方面天然具有优势，对客户的金融需求、资产状况、信誉、还款能力等能够调查得一清二楚。业界领先的小银行在实践中编制包含企业及企业主“软”“硬”信息的“三品三表”，即人品、产品、物品，水表、电表、工资表，从小微企业所处的生态圈入手，基于非财务信息进行考察。

国外的实践经验表明，一个健康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能够容纳多层次、差异化的各类型金融机构。适度的市场竞争有助于更好地改善普惠金融服务，形成“争做小微”的良性生态，并不会导致“你死我活”的局面。小银行要做的，是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优势，培育有别于大银行的差异化小微企业市场领域，建立其他银行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

但同时应当看到，大银行运用金融科技能够覆盖的中小微企业，主要还是能够取得标准化信息的中上层客群。随着潜在客户群逐渐下沉，数据可得性和标准化程度逐步降低，金融科技对数据的高度依赖可能会导致大银行普惠金融由优势演变为制约服务进一步下沉的短板，中小银行（社区金融机构）特有的地位与作用将是大银行无法取代的。